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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新:坚持用新时代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人民抗疫斗争

2022-12-26| 来源:北辰遴选

“放开”疫情防控不到一个月来,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深切感受到了这波疫情的来势凶猛及其惨重危害!直面病毒的疯狂肆虐,耳闻群众的痛苦呻吟,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党的二十大要求我们,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提出并论证了集中体现这种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六条原则——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天下情怀。我觉得,这不仅适用于理论创新,更适用于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只有遵循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创新才能成就相应的理论创新。抗击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只有遵循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有效指导人民抗疫斗争,实现人民安全和经济发展、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的辩证统一。

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尽最大努力以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说的是理论创新的人民性,但如果没有社会发展实践的人民性作为最终的证明,那就毫无意义,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我们必须清楚,必须在任何社会实践中贯彻落实人民至上原则,才能将党的创新理论的人民性落实落小落细,真正使人民受益。据此,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也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首先,2020年以来的抗疫斗争实践证明,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坚持人民生命至上、人民健康至上。正因为这一点,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我们充分发动全体人民,人人都是抗疫战士,采取各种可行的办法,取得了抗疫战争的最大胜利,确保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了在各国受疫情影响而经济凋敝的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却一枝独秀的伟大成就,这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伟大抗疫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伟大成果,必须持之以恒。

其次,三年的抗疫战争发扬光大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谱系,真正以人民为主体,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与疫情斗争的能动性和丰富智慧;人民主体是人民至上理念的实质和灵魂,离开人民群众的主动积极参与,我们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第三,目前面对疫情形势的变化,我们“优化”了抗疫措施,但一切优化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依然应该是“人民至上”。如果在实践中发现一些新的措施造成了人民安全可能更受威胁,人民健康遭受更加沉痛的冲击,并因此而造成基本民生底线被践踏,那就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以免造成更大损失和民心丧失!从大多数群众的日常抗疫经验看,这次“优化”并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目的——复工复产、提振经济,反而造成人们不敢出门、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片凋零,医疗资源被挤兑,老百姓感染率、病死率率急剧上升!这既不是人民至上原则所允许的情况,更不是我们最初“优化”防控的预期目的。

第四,鉴于此,我们必须在“人民至上”原则面前进行深刻的反思:被实际操作为“彻底放开”疫情防控的“优化”措施,是否真正坚持了“人民至上”原则?深入了解民生民情民意民愿,真正持续落实被三年抗疫实践证明的伟大战略和经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科学精准、动态清零”,最大限度预防大面积感染、最大限度降低感染率、最大限度降低重症率和病死率,这才是真正坚持人民至上的抗疫斗争!

最后,在残酷的疫情面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在自然选择的意义上强烈考验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素质和生命安全保障体系,在此情况下,如果缺少党和政府的指导、引领、动员和组织,无条件地宣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点,那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须知:党和政府是全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者,在此前提下,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切实发挥人人作为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作用,这才符合我们的人民至上原则。

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及中华医药文化抗疫特效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与此同理,抗击这次空前的世纪疫情,没有教科书,没有现成答案。2020年初我们在武汉的抗疫决战,尽管相当艰难,甚至最初还有点手足无措,但是短短三个月实现了社会面清零,创造了伟大的抗疫成就,形成了伟大的抗疫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绝对优势,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显著优势,张扬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特别是体现了有着几千年悠久传统、数百次抗疫经验和博大智慧的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优势,我们用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种成就和经验被世界各国及世卫组织所赞叹、重视和借鉴,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传统医药文化、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等在世界上获得普遍赞誉,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得到了空前的增强,也极大扭转了一度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中医药持种种质疑和否定态度的国内外舆论态势,事实胜于雄辩——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中医药文化才能拯救世人于新冠病毒肆虐的荼毒之中!

但是,不幸的是,近二十多天被实际操作为“放开”管控的“优化”“新”举措,似乎一下子打开了三年辛苦所铸造的坚固的抗疫大堤,从外输入的130多种新冠奥密克戎毒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全国城乡,如洪水猛兽般威胁着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大有使我们三年抗疫成就化为乌有、使我们的伟大抗疫精神销声匿迹之势!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任由内外资本操控医药、疫苗和殡葬市场,一时间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不少地方政府疲于应付、面对急剧增加的病患和医疗资源被挤兑而陷入手忙脚乱、六神无主之囧地!三年来通过全党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艰难探索形成的抗疫文化自信、抗疫战略自立,就这样稀里糊涂哗啦啦倒掉了,这与“自信自立”的原则背道而驰!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民族传统、我们的国情民情、我们的目标任务,绝不容许我们的抗疫斗争出现失误、趋于失败!我们必须尽快恢复被实践证明是科学有效的制度和文化优势,回归抗疫的人间正道,在战略上坚持我们自己的原则和目标,决不能受制于人,决不能照抄照搬,决不能“放开”“躺平”,决不能丧失我们特有的制度和文化自信!同时,抓住这个机遇,在抗疫的技术策略上发扬光大中医药文化,坚信祖宗不欺我也!我们必须用坚强的抗疫行动把我们这个民族的制度和文化真正挺立起来,让它光照全球、普惠人类!

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针对百十种毒性未知的变异毒株筑牢更加厚实的防护墙、更加牢固的防盗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我们众志成城聚力抗击前所未有的世纪疫情,就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守正而不迷失方向,关涉十几亿人性命、关涉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和永续生存,决不能掉以轻心、犯颠覆性错误!我们要以应对基因生物战的态度和方式,以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精神来对待这种超越季节和地域范畴的巨大疫情!在抗击疫情中,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对疫情的传播、危害等规律和后果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完全由单纯的技术官僚和“专家政客”来决定防疫政策。

为此,守正,首先要求传承和弘扬近三年的抗疫经验和抗疫精神,决不能在实践上全盘否定“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的智慧和经验,决不能削弱甚至放弃党对抗疫伟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其次,要尊重科学、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能任由个别网红专家逻辑错乱地误导大众、误导决策——国内外抗疫和研究证明,奥密克戎已经变异出几百种新的毒株,而且其很多毒株的毒性还没有研究清楚,因此,任何专家都无法从简单的特定时段数据曲线图和小小实验室试管里的结果,去妄言什么放开管控回复纯自然状态、在十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国普遍流行之后,其毒性和传染性都会越来越低;以实验室微观的确定性研究结论不能线性地去推断宏观复杂的自然-社会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变化,几百种未知毒性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其毒性和变异究竟会呈现怎样的趋势;以我国严格管控下的极低感染率、重症率和病死率,或者以阶级阶层分化严重的外国多次感染后的各种数据,来推断我国今后的新冠病毒已经变异为流感病毒、99%无症状、几乎无死亡等,并据此提出完全放开管控的决策建议,本身就根本违背科学,是极不负责任的公共政治行为!第三,必须承认,疫情本身就是在极为复杂的自然-社会环境中通过极为复杂的人-物传播链条以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运动规律而形成的,因此任何简单化研究的确定性结论都不能无条件地推及整个复杂的、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更加复杂的人体生命系统,因此,所谓99%无症状、轻症及极低死亡率,以及高峰过后就迎来无疫春天等等论断,都缺乏复杂性系统科学的依据!新冠病毒及其无数变种,对我们而言就是真正的“新生事物”,是即使科技最发达国家的现代科学也仍然“未知”的事物,因此我们必须审慎研究、科学对待,决不能附庸金钱和权势而编造关于新冠病毒的“科学谎言”;关涉十几亿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绝对是天大的事情,必须首先守正!

在守正的前提下又必须追求创新,那就要本着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降低危害的原则,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民族和国家负责、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精神,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更加严格的措施进一步筑牢“外防输入”的防火墙和“内防反弹”的防盗门!在继续弘扬党中央抗疫成功经验和智慧彰显制度优势的前提下,大胆开创中医药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居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新局面,在这方面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毕竟我们的中医药古圣先贤从未遇到过如此规模和毒性的巨大疫情,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却具有悠久扎实的实践基础和面向未来的科学价值,值得我们在新的形势下针对全新形态的疫情而义无反顾地对其进行时代化创新——建构从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各环节、对老人和儿童等不同群体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健康中国”体系。当然,这并不否定基于现代科学的西医药学的创新,其前提就是承认它的短板——其靶性极强的机械物理化学疗法和药物设备、疫苗等等,实在是赶不上变化无常的、几乎以“电子云”形态运动着的新冠病毒,其机械的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决定了它在抗击疫情方面必然会无措手足,因其靶性极强而难以精准击溃电子云般的病毒,因全球性流布而造成其变异环境极为复杂,故使靶性极强而目的精确的药物和疫苗研发困难。同时承认并发挥它靶性强而技术精准的优势和长处,因此,在总体战略上我们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就是:中医药主导、西医药辅助,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共同为伟大的抗疫事业做出贡献!

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疫情发展不同情况的重大问题优化调整抗疫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2020年抗击疫情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疫情的变化态势逐步提出了关于抗疫的系列方针、路线和政策,形成了完整的抗疫战略和策略,这应该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论创新和发展不仅是实践创新和发展的要求,而且根本上说是针对实践进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而进行的创新,这些创新必然在实践性极强的战略和策略上体现出来。

经过三年抗疫斗争,疫情形势的确发生了不少变化,从正面看,动态清零的策略极为有效,它保障了绝大多数人免受病毒袭击,因而保障了经济社会的总体平稳发展,也捍卫了国家的生物和生态系统及人民生命系统的基本安全,无论从任何方面说都是功莫大焉!但从另一方面看也的确出现了人民群众不满意的许多问题,集中起来影响全局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第一,一些基层组织层层加码、动辄大面积封控等过度防疫,影响健康人群正常生活、工作与出行,当然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负面作用,也引起部分群众不满;第二,不少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强行实施全民核酸,既造成核酸检测资源浪费,也引起病毒聚集性交叉感染多点散发的负面问题,引发部分群众抵制核酸检测的过激言行;第三,一些不法核酸公司趁人之危大发国难财,有意核酸造假甚至纵毒放毒投毒,屡屡被民众和政府发现,虽个别地方处理一批但未能根本刹住这股歪风,进而引起极大民愤;第四,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拿着放大镜找我们的岔子,寻求挑起事端、制造动乱的借口,一些对抗疫违规违法问题有意见的部分群众和青年学生便稀里糊涂地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这些问题其实解决起来并不难,因为它们并不是由我们此前三年抗疫斗争战略性失误所造成的,而是操作不规范、考虑周全等具体策略失误或偏差造成的;因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是一刀切式地全盘否定前三年的抗疫路线,而是针对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出台相应的纠偏性措施,更加完善此前三年的抗疫体系,使各级政府及相关人员的操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

因此,我们认为,以问题为导向的“优化”抗疫政策就应该是:第一,通过调查研究,总结三年来一些优秀的地方抗疫经验,在党的抗疫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形成各级地方政府防控疫情的规范化操作体系,明确不同疫情下不同风险地区和人群的不同核酸检测频次,鼓励群众监督、畅通群众向上反映层层加码相关问题的渠道,政府和群众齐心协力规范化疫情防控。

第二,根据疫情和群众核酸检测大数据,预判风险,实施分级分类分时核酸检测,并确保核酸检测的安全距离、安全时间和安全秩序,摒弃大面积人群聚集、近距离密接式核酸检测,逐步推行社区统一发放和收回的无接触式核酸自测(痰液、唾液和涕液)与检测点集中安全检测相结合的方式,使核酸检测规范化、便利化、安全化。

第三,党和政府要牢牢掌握疫情防控主导权和相关资源配置权。明确地说,不能将关涉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支撑顶层战略决策之数据来源的工作交给各路资本利益集团来操控,总体上对疫情防控及相关资源实施“去市场化”“去资本化”运作,实行公有化或国有化管理与调配。为此,就要对那些发国难财的不法核酸公司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对外国独资或外资持股的核酸公司由中国政府或中国合作方(以赎买或收购等方式)收回股权;对个别严重违法的核酸公司和外资及中外合资核酸公司进行国有化、本土化改造,从源头上切断私人和外国资本把核酸检测和疫情防控作为利润来源的任何可能性;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各地公立医院开展核酸检测,并将各地各种核酸检测机构和资源由各级卫健部门委托相应的公立中心医院统一管理、统一调配资源、统一分配力量、统一操作标准和检测规范,全部实施国有化和准军事化管理。

第四,针对敌对势力的挑衅活动,我们要对内一方面解决新问题以消除群众的不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争取群众的谅解、理解和支持配合,一方面严格管控IP地址来自境外的网络舆论及煽动不满情绪的公知大V的言论,大力宣扬以伟大抗疫精神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要真正做好“外防输入”的工作,在不影响外资正常合法的经贸活动的情况下,本着对国内人民健康负责的精神,严格监测和管控外来人员的行迹和身体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采取行动,切实做到“人民至上”而不是“经贸至上”“开放至上”。

第五,鉴于疫情的复杂性甚至诡异性,我们必须确定,中国的疫情根本上是“舶来品”,是输入性疫情,只能在战略上将其视为外部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基因生物战”,因此,以“基因生物战”的理念和态度对待疫情,就能理解把“外防输入”放在防控疫情第一位是高瞻远瞩而完全正确的!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生物战,就无法理解它的超时空性和泛在性——因为几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自然瘟疫具有季节性和地域性,随着自然环境、气温气候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和消灭;如果不是生物战,就理解不了为什么我们“放开”短短20多天,奥密克戎130多种变异毒株、乃至2020年最初在武汉爆发时的新冠原始毒株竟都在960万平方公里中国大地同时出现;如果不是生物战,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病毒会城乡、各区域男女老少通吃——虽然不同个体的症状、轻重稍有不同,但其痛苦程度绝对甚于普通或流行感冒,这已成为有感染经历的人们的共识;如果不是生物战,就难以理解同为新冠疫情何以在中国发生的跟在其他国家有那么多的不同;如果不是生物战,短短一个月北大清华数十位国宝级栋梁级人才以及一些知名专业中壮年高端人才密集逝世,又作何解释;如果不是生物战,更难以理解国内外相关中国疫情的舆论会那么地神魂颠倒、语无伦次甚至不惜逻辑错乱并密谋策划政治性动乱……有鉴于此,我们就决不能为了一时的所谓经济发展或对外开放而牺牲国内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决不能无视这次世纪大疫情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后果——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施生化战的“黑太阳731”殷鉴不远,继承了731衣钵的美国就在侵略朝鲜、越南、海湾、科索沃及伊拉克等历次战争中使用杀伤力巨大的生化武器,并在全球设立500多个生化实验室,其中不少就密集在中国周围!为此,我们必须明白,特殊情况下适当地灵活地对某些敌对国家和势力“关闭”国门并不是闭关锁国,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致命威胁,反而是教条式地、缺乏安全意识、威胁安全底线的对外开放,会制造国内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辩证法特别讲究条件性,因而对外开放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有底线、有原则的,而不是教条式的、单线性的、无条件的“越开越大”就越好;什么样的开放好,中国经济的自立自强和中国人民的安全健康幸福说了算!——基因生物战形势下该如何对外开放,应该是一个时代性大课题,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把这些问题研究透彻,而不能稀里糊涂在一个类似流行感冒一样的大疫情中将中华民族重新变成“东亚病夫”,在被动地、莫名其妙地经历一次基因生物战之后,将伟大的“健康中国”战略降维沦落为“病夫中国”战略!

第六,相对于“放开”疫情防控之“新举措”的“旧”政策,我们是否考虑好了这些问题,比如:1,在愈益进入深度寒冬和即将发生大春运的季节放开防控,时机选择是否恰当?——因为大家都知道,相对而言,寒冷时节是一切瘟疫最容易流行的时段,而全国十数亿乃至数十亿人口通过春运而发生的大流动,是最容易将病毒传向全国各地尤其是最广大缺医少药之农村地区的!这两点是中国人的常识,决策者可有考虑?2,一旦感染大面积大规模发生,是否能够确保我们的医护人员安全健康地从事救治工作?可以说在重大疫灾面前,医护人员就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他们有一定规模的人员被病毒“围猎”,加上他们背后也有自己的至亲骨肉被病毒煎熬,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工作状态,那后果是什么?决策者可有考虑?3,一当巨大规模的人群感染,必然会有大批量的患者到各地各级各类医护部门寻求救治,那我们是否已经做足了医疗机构、医疗物资、医护人员及医疗手段的准备?大城市、中心城市或许尚可轻松应对(事实证明他们也绝对轻松不了,医疗挤兑、医院乃至殡仪馆超负荷运转,造成了很多次生灾害),而疫情不可避免地冲击到最广大农村的时候,我们的乡村医疗体系和防治知识普及是否做好了从容应对的准备?决策者可有考虑?!4,一旦放开疫情管控,我们必然遭遇2亿多老人和5-6亿弱势群体严重的疫病威胁,加上绝大多数老人和弱势群体一辈子辛苦工作,很难不留下一些基础病,病毒危害叠加基础病必然造成病死率的极大提升;由于我们人口基数极大,即使1%的死亡率,那就将有几百万人的死亡,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能够承受多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其背后几百万家庭、涉及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生活悲剧,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吗?这个关涉执政合法性的民生问题,决策者可有考虑?5,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遇的巨大疫情,我们的应对战略突然之间发生180度大转换,有什么科学依据吗?经过了严谨论证吗?调查了社情民情吗?征求了民意民愿吗?问道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了吗?依靠技术官僚、政客式专家、资本捧出来的网红大V的言论进行决策是科学和民主、法治和公正的吗?决策者可有考虑?6,在应对疫情的技术策略上,中医药在19年前抗击非典和近三年对治新冠病毒上已被证明“特效”的铁证面前,为什么还一意孤行地听信某些西化专家关于效果不确定甚至副作用已被充分研究曝光的敌对国家推荐的高价药物和疫苗的吹捧带货,有的甚至迅速进入医保清单;如此,将我们独有的中医药战疫技术优势无止境地边缘化、妖魔化,这到底是为什么?决策者可有考虑?7,当我们放开时间不长,国内出现疫情大爆发,我们各级领导还“来不及”表达对国人沉痛遭遇的同情和怜悯的时候,一向视中国严格防控政策为不自由无人权的敌对势力,却转脸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愿意提供医疗和免疫援助,并担心这个疫情泛滥会培养新的毒株并影响到他们的“安全健康”,这是为什么?决策者是否考虑过?8,当我们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感染率、重症率、病死率短时间蹿升到超越美国的世界第一,甚至引起国内民心不稳、阶层急剧分化、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向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宣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信?拿什么向全世界人民证明社会主义是通向人民和平、健康、幸福和自由解放之光明前景的必由之路?!对此,决策者们可有考虑?!……如此这般的一系列问题,如果都没有考虑清楚,缺乏问题意识、对问题所在没有精准认知,问题导向不清晰甚至完全背离实际,因而没有充足准备和底线预案,你那么着急摧毁抗疫大堤,究竟是为了什么?!

第七,其实在“放开”疫情的这短短20余天时间里,在中国的大地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引起了群众太多的困惑、质疑和议论,一时间舆论界六神无主、一地鸡毛,媒体人或者胡说八道,或者趋炎附势,敢为民请命说真话的媒体实在是太少太少!而一向具有巨大声望的官方“喉舌”要么依然报道一些无关痛痒的、与群众感受反差巨大的数字,要么偶尔报道一些零零碎碎的“送温暖”“保民生”的“感人故事”。给人印象,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各级组织、我们的各级官员似乎都生活在真空之中,对底层数亿人民被泛滥疫情所煎熬的苦难毫无感知……这是不是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反映了什么问题?难道不怕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消耗殆尽吗?难道不怕历经千辛万苦才收拾起来的民心骤然丧失吗?难道不怕老百姓究根刨底、厉声喝问:我们的执政者、决策者、媒体人等都身处三界外、心出五行中吗?!当年武汉抗战的那份菩萨心、那股英雄气去了哪里?!

总之,问题意识之重要,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古人教训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难道我们的教训不够深刻、不够沉痛吗?因此,在关涉十几亿人民安全健康乃至民族永续的抗疫斗争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任何“优化”“调整”抗疫措施的根本依据,解决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不规范问题而不是“放开”“躺平”,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系统地对待病毒、疫情,并把抗疫斗争置于“伟大斗争”的巨系统中来对待,切实抗疫情、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世界日益一体化、科技-生产-自然-生活日益一体化,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系统性在空前增强!

首先,病毒-疫情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必须以复杂巨系统的方式对待它。微观看,一个病毒是一个系统,它要找到宿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它又会迅速变异而适应环境求得生存,这是它的自然规律;病毒依赖宿主、寄生于宿主并因此形成病毒-宿主生命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对人来说是极端痛苦的,但却是病毒的天堂。一个地区一段时间的疫情是无数病毒-宿主系统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复杂巨系统,病毒为了生存,就在这个系统内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进行传播,以便找到适宜自己生存的宿主环境。据此看,抗击或防控疫情,实际上不是一个个精准消灭病毒,而是打碎这个病毒-宿主形成的系统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超巨疫情系统,从根本上破坏病毒得以生存的宿主环境,从而切断病毒生存、复制所必需的条件和环境。这是对待病毒性疫情的根本之道。病毒作为一个物种确实无法彻底消灭,但是改变它的生存复制环境,使环境不适于其生存、切断其不断复制自身进而大面积传播感染的路径,这却是人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中医药文化的思维方法——“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通过药物、养生锻炼、改善饮食起居和生活方式以增强体内正气,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等以减少甚至避免外邪侵袭,就可以抵御病毒感染或即使感染了也由于内环境之不适宜而不会发挥活性作用。另一方面,从疫情及其治疗康复的情况,我们发现,摧毁人的免疫系统是病毒侵袭人体的终极目标,其各种后遗症也将是整体性的,只是由于不同个体的不同一串敏感性和健康状况而在其最脆弱的部位或生命环节呈现不同的后遗症症状;据此,那种认为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新冠病毒感冒”甚至其危害会随着毒株变异而减弱的论断,都是缺乏充分科学依据的,因而也是违背系统观念的。由此视角看,那种以彻底精准消灭病毒为目的西式疗法和疫苗免疫等都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它的简单性、机械性和靶向精确性使得它在技术研发上成本极高速度极慢,远远赶不上病毒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人们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各种病毒的加速传播和变异,且其千篇一律、一刀切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缺乏个体对症性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系统观,因而呈现众多弊端,其中一个显著弊端就是治疗效果的反复性和后遗症,这就是以微观线性物化技术操作宏观生命生态系统所必然造成的弊端。我们的抗疫实践从正反多方面证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抗疫战略具有符合系统观念的科学性和辩证性!

其次,就疫情的变化态势看,它也是一个系统演化的复杂过程,应在不同的运动演变环节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这涉及到病毒本身的演化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三年来我们并没有认真严肃地开展病毒溯源工作,到现在病毒是自然起源还是人为改造依然是一个谜!——因为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完全具备在改造某些自然病毒基础上制造病毒的能力,而且国内外网上不断流露出美国等地生化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的视频和文字材料,但始终得不到任何官方权威部门权威人士的权威确认,在此情况下,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争吵不休,最广大人民群众也心生疑窦却无可奈何!但无论如何,这种世所罕见、史所仅遇的全球大疫情,仅从其违背文明史以来历次疫情的一般规律而言,绝对不是纯粹自然疫情,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在抗击疫情的战略层面,就应当把它视为人造病毒和人为疫灾的基因生物战来对待。

第二点,自2019年底确认新冠肺炎病毒以来,它已历经几代演化而形成好几百种变异毒种,有的毒性强传染性弱,有的毒性减弱而传染性空前增强,有的毒性和传染性都有所减弱,而有的则毒性和传染性都显著增强;对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弄清楚不同毒株的不同情况,而后精准施策——据此,所谓抗击疫情的“科学精准”,应该是针对不同毒株的不同毒性和传染性而采取不同的防控和抗击措施,而不能只是对不同的感染者和不同严重程度的感染区进行因人因地施策。据此,一些所谓专家对不同毒株的毒性和传染性不加区分地笼统用一个数据模型来为政策调整做“科学基础”,实在是离科学渐行渐远矣!

第三点,在确认我国的疫情实质上属于输入性疫情的前提下,我们就该明白,构建全国性的抗疫体系的关键在“进口处”,即各地入境口岸及海关驻地,严格检查和管控外来人流、物流,堵住“输入”端口,从源头上切断病毒输入的通道,这样也能堵塞敌对势力对我生物战的投毒入口,至少可以极大减少病毒的输入载量,并密切而精准地跟踪病毒的传播路径。为此,应该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化部队入驻各个边境口岸和海关驻地就国内疫情最严重地区,以应对战争的方式来应对病毒输入!

第四点,在此前提下,我们就应该动员全国人民,树立“人人皆兵”的理念,就像前三年所做的那样,让人人都以各自的方式投入反基因生物战的斗争中来,构筑全体人民参与抗疫战争的领导、动员、组织和战斗体系;我们的斗争武器,如前所说,除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动员调配能力,还有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民族精神等抗疫战争的战略武器,更要发挥作为直接对抗病毒之战术武器的中医药文化的特效作用,构筑中医药主导、西医药辅助、二者相辅相成的战术武器体系。

再次,从系统观念看,疫情管控最终也是要放开的,但是什么时机放、什么条件下放、如何放,却大有讲究。如前所述,病毒性瘟疫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即使是“人造”病毒,作为这个层次的“准生命物”,一般地适于寒冷、阴湿的生存环境——要么是外部大自然的寒冷季节或地域,要么是可能的宿主体内环境的“寒湿”(比如我们相当多人因为遗传或更多是生活方式不健康形成的寒性体质、湿气过重等),而随着外部气温的升高以及宿主体内环境的驱寒祛湿,那么病毒的生存活力(活性)就会极大减弱,因而其危害性也就显著降低,因此近三年的世界疫情还是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比如在我国,每年的深秋之后冬春季节疫情会更加严重、感染和病亡达至高峰,而到春末夏季及长夏季节,疫情就会逐渐回落,感染率等逐渐显著降低。据此,我们要总体上把握疫情的基本趋势,相信,随着我们对抗疫情的斗争的深入,人类终究会走出疫情而进入能够过上开放自由、正常生活的“后疫情时代”;但在完整的一年之中,我们可以根据疫情的客观规律而安排适度的放松或收紧管控的具体策略——比如这次放开管控,完全可以在充分准备之后,到2023年的春末及4月份以后随着气温转暖而逐渐放开,并按照地域从南到北(地域性区别也是因为气温差异)有序放开,在此期间,偶发、散发的疫情肯定还会有,对此我们已有相当的精准应对的经验,此不赘述;而到10月份以后,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再从北到南逐渐收紧管控,最严格的管控正应当是春运期间、春节前后——这能确保数亿打工人和学生健健康康回到家乡,使全国人民过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显然,与此对照,我们这次“放开”管控,完全违背这一规律和原则,毫无科学性可言,绝对无视疫情的系统性本质和规律,于是大家看到,人民的安全健康迅速被置于洪水猛兽般病毒肆虐的威胁之中,其后果多么严重、教训多么惨痛!

最后,我们必须把抗疫斗争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系统、大工程,我们的伟大社会革命及伟大斗争,也是复杂的社会历史工程。如果我们确认,抗疫斗争关涉十四亿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关涉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和永续发展,关涉国家的生物生态安全;从战争的意义上,它进一步关涉到执政党的群众和社会基础的稳定和厚实,关涉到党领导国家及其制度体系的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和事业的安全,那么,抗疫斗争的成败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还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千里大堤溃于蚁穴!表面看,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抗击疫情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且恐怕未必是最重要的方面,但是,一旦抗疫堤坝决口,疫情失控,病毒会像脱缰的野马在中华大地狂奔,奔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哀鸿、满地狼藉,这必然造成民生痛苦、民怨沸腾——刚刚脱贫的会因病致贫、勉强中产的会因病而无产化,中小微企业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健康雇员而纷纷倒闭,大企业也会因为人员损失、订单减少、物流不通畅、资金链断裂等而陷入困顿;如此“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法则就会畅行无阻,那些天然体强力壮者、在社会上处于上层而有充分资源、机会、平台者就会成为“优”者“胜”者、“适者”“生存”者,而那些或者说大多数人身体素质一般般、在社会上处于中低层的“劣”者、不适者就会被无情淘汰——尖锐的阶级分化和等级分层就会加剧和进一步固化——这种状况一旦出现,几千年历史周期率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可能的前景——这难道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但愿笔者此处只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

因此,坚持系统观念抗击疫情,就必须善于通过人类抗疫历史看清当今的抗疫现实,透过“自然”疫情的真假现象看透极可能是人造病毒、人为疫灾的战争本质,把握好社会发展全局和抗击疫情局部的关系,调节好统筹防疫和社会发展的当前与通过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长远的关系,处理好全球化全方位开放及内外双循环的宏观大局和一个个群众安全与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微观机制的关系,处理好特定具体阶段与较长时段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处理好中国抗击疫情的特殊和全球性新冠疫情之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抗击疫情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切实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抗击疫情促进发展的伟大斗争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为此我们有必要提出“抗疫情,促发展”的口号,切实摆正二者的关系,针对疫情变化的不同态势在抗疫和生产之间灵活适当地切换工作重点,以利于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整体性推进!

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站在全人类、全世界的高度,本着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宗旨,科学筹划、积极推进我国的抗疫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  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据此,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也要体现这种胸襟和情怀。

首先,输入型疫情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推动的资本世界历史的产物,因此,抗击疫情必须有世界历史的站位、人类命运与共的立场。这一点,我们这三年做得相当不错,无私援助世界各国的抗疫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友好国家和人民的赞誉;但前提是,我们是抗疫优等生、模范生,而且国家平稳发展,具有愈益强大的实力。

其次,在具体抗击疫情方面,世界各国也的确有非常好的经验和方法值得借鉴,对此,我们的制度和文化都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汲取力。但是由于利益纠结或意识形态偏见,我们的这种汲取借鉴却带有特殊的选择性——当然,如果这种选择是有利于我国人民的安全与健康的,那没得说;但是非常可惜,一些国家的非常好的做法,我们官方和为国家支招的专家们却选择无视——似乎它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比如朝鲜的抗疫经验——一个被封锁多年,经济发展困顿,几乎缺医少药的小国家,而居然被投毒短期内几百万感染,他们却能在没有西医“特效药”和疫苗、几乎没有国际援助的情况下,以最小的重症和病死率,两个月内彻底清零,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实在是叹为观止!他们采用的正是以中医药为主的经验性对治方法,加上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其抗疫斗争的智慧和成功的经验在世界抗疫史上都相当可圈可点。说句实话,大疫当前,在人民陷入病毒煎熬的水深火热之中时,谦虚地向朝鲜学习,充分发挥我独有的中医药作用、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抗疫智慧,相信我们定将再次降服疫魔,恢复抗疫优等生的荣誉和骄傲!

再次,我们应该明确,在我国打赢抗疫战争,就是对世界病毒制造者和生物战罪犯的严厉惩罚。不像过去的种种战争,基因生物战于无形之中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基因生化武器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使数亿人感染疾病而失去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能力,甚至严重的可能造成种族灭绝的惨剧——2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由于欧洲殖民者有意带去的天花病毒几乎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在近现代世界史上历历在目、殷鉴不远!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决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决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打赢抗疫战争,就是在为人类谋进步;战胜荼毒生灵的美西帝国主义制毒贩毒集团,就是在为世界谋大同!与此相关,我们应该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追求进步的国家和人民,凝聚成彻底铲除作为战争策源地的美西帝国主义集团,为世界人民探索一条安全、健康的幸福大道。如此,才能不负我党基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使命型政党”、我族基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使命型民族”的信仰本质,以及全世界劳苦大众的深切期待!

要说的话还有很多,但归结为一句,希望我这里提到的疫情肆虐的悲催事实尽快烟消云散,一些预警性表述成为历史笑柄,一些理论分析经得起实践检验,一些政策建议能够发挥实质性作用。最终助力我国人民以最小的代价度过这次劫难,以辉煌的战果取得抗疫斗争的彻底胜利,还人民以健康和幸福,还民族以自强与文明,还社会以和谐与稳定,还国家以富强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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