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放眼全球，如何研判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国内外环境？把握大势，怎样准确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和内涵？着眼长远，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记者采访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王一鸣。

我国制度优势显著，经济发展韧性强大

记者：如何研判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从国内外环境看，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和机遇有哪些？

王一鸣：当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如果没有大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三、四季度经济增速应该会高于二季度。这表明，我国制度优势显著，经济发展韧性强大。

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当前我国经济恢复还不平衡，生产恢复快于需求，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投资恢复快于消费，大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恢复不平衡，就业和中小企业仍面临较多困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较大压力。

要从长期大势把握当前形势，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既要做好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准备，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巩固我国经济稳定转好的基本趋势。

看外部环境，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疫情长尾特征更趋明显，主要经济体衰退程度超出预期，外部需求大幅萎缩，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来少有的复杂局面。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看国内环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从需求看，我国拥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升级的商品需求和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将持续释放，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巨大的内需潜力将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从供给看，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疫情防控期间数字经济异军突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提高，将在满足消费结构升级中增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记者：该如何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和内涵？

王一鸣：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的战略决策。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势，利用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回旋空间大的特点，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现在，一些关于新发展格局的讨论，比较多地聚焦在“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上。一些境外媒体更是把关注点更多放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上，担忧“中国发展将向内转”，应该说，这是对新发展格局的误解。事实上，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循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经过多年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脱离世界主流，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要主动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而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要更加积极主动推进深化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国内规则规制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

由此可见，“国内国际双循环”本质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地流动。

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梗阻，根本上要靠改革创新

记者：我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哪些有利条件？要从哪些方面发力？

王一鸣：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是有坚实改革基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了制度环境。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本、技术三大要素更加匹配，为“以外促内”转向“内外互动”创造了条件。

当然，构建新发展格局也面临一些挑战，主要是国民经济循环还有梗阻，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没有完全打通。在微观层面，技术“卡脖子”问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不足、流通体系现代化水平不高等，导致产品、技术和供应链的循环存在堵点；在中观层面，实体经济供给和需求不平衡，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冷热不均，城市和农村双向流动机制尚未形成；在宏观层面，收入差距扩大给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国民经济循环带来压力。

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根本上要靠改革创新。

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热情，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通过完善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通过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疏通供给和需求的传导机制，提高经济循环效率。

通过深化金融改革，继续放开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通过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畅通城乡循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通过探索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用途，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通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内需市场潜力。

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市场提供广阔平台，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纽带作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本报记者  王  珂 ; 《人民日报》（2020年09月25日 第 06 版）